“痴”在一般辞书中列有三个义项：一，傻、呆；二，病名，即疯癫；三，入迷。本文所说的“痴”，主要即指入迷而言。入迷好不好？这要看迷的是什么。如果是对种种创造活动入了迷，那倒能使人心志专一，苦学穷研，因而较能进入深境界，取得大成果。不过，一个人对某种创造活动长期入了迷，就难免对其他的事情反应不灵敏，处理不精明；其较为严重者，就可能被人视为“傻头傻脑”了。入迷之所以被称为“痴”，也许与其第三义项有时会通向第一义项不无关系。
东晋大画家顾恺之人称“三绝”：画绝、才绝、痴绝。这“痴绝”自然主要是指他对绘画入迷之深，故而能“傅（同敷）写形势，莫不妙绝”。但因为心神太专注了，他在一些事情上便显得有点傻。例如他将一批得意之作装入橱柜，寄放在桓玄处，橱门贴上封条，他就以为很保险了。谁知桓玄打开橱后的木板，把画全部窃走；还谎称橱门从未打开过。顾不但信以为真，还解释道：“画妙通神，变化飞去，犹人之登仙也。”（以上均见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想想顾恺之当时说出这种傻话的情状，觉得他实在是傻得可爱。
唐代大书法家张旭迷于草书，“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张旭对草书入迷到这种程度，所以他也被人称为“张癫”。
像顾痴、张癫这样因长期专注于某种文化创造而拙于人事乃至有点“傻气”的，可以说代有其人，并不罕见。他们或许在一些事情上要吃点小亏，出些洋相；然而他们的创造成果却极受人们尊重。如顾恺之的画，在历史上就一直得到极高的评价；他从丰富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传神写照”、“迁想妙得”等说法，也历来被绘画界奉为圭臬。张旭的草书也是公认的艺林瑰宝，他所传授的笔墨之法“锥划沙、折钗股、屋漏痕”，因得到颜真卿、怀素等大书法家的传承，也在后世久被研究与诠释。总的想来，一个“痴”字（包括中外“痴人”或不同程度的“痴心”、“痴劲”），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创造发展中，肯定曾起过非常巨大的作用。
老友某公曾说：“痴人”是天生的，不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他还认为，一个人能对某种创造活动入迷而至于“痴”，这是个性上“得天独厚”的表现。像咱们这种人，想“痴”还“痴”不起来呢！这就叫“根器不厚”。此话已多少有点禅意了。
那么，某公说的究竟对不对？细想起来，首先总是因为创造活动本身具有很大的魅力，才引得人来学习和钻研。这么说来，“痴”毕竟是后天习得中出现的现象。不过，同样是热爱某种创造活动，有人能入迷到“痴”的程度，有人却无论怎样都到不了这个境界，这恐怕也与天生的神经生理特征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人既然生活在社会现实中，他的个性便不能不受社会形势、风气等因素的制约或影响，“痴”也不例外。比如在“政治挂帅”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候，“痴人”就必然受批判，要改造；因为他走“白专道路”比一般学人更严重。到了“文化革命”中，“痴人”更成了脱离政治、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三脱离典型”，当然更非改造不可。这么说来，“痴”这个特征主要还是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实现其运动变化与深浅程度的。
某公还说过，“痴人”只有在比较安定的社会中才能够出现。这话也有道理，社会动乱不安，一张书桌都摆不稳，人们又怎能潜心于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创造活动？试看“文革”刚过去，社会快要趋于安定了，舆论界就出现了歌颂“痴型”科学家的文章，影响很大。这岂不说明“痴”与安定的确有一定的关系？不过，安定只表明社会形势较好，形势之外还有风气，这也与“痴”有关系。试看国家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照道理讲，全心投入科学文化的创造活动以至于入迷的人将会不断出现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就连上述被歌颂的“痴型”科学家，后来也有人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像他那样做人也是不行的。出现这种议论就与追求眼前实际利益的风气有关，风气所及，人们大都希望变得精明。而在市场经济的实际运行中，精明也的确很必要。于是，人们大概不会再认为“痴”是“得天独厚”了。
但是，“痴”既与个体天生的神经生理特征有一定关系，那倒也不能断言今后必无“痴人”出现。为了作出较为重大的科学文化创造，至少还得有一定程度的痴心与痴劲。曹雪芹写了巨著《红楼梦》，说道“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是实在的话。如果当年曹雪芹算计太精明，而没有一股痴心与痴劲，他大约就不会去搞这种毫无现实名利可图的写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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